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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野草般生长

来源:搜狐新闻当事人 作者:张亚利

  贵州毕节最偏远的大山深处,盘山路两侧三三两两点缀着房子,一到夜里就陷入完全的黑暗,只有微弱的灯光表示着存在。

  在田坎乡茨竹村,一栋房子已不会再亮灯。6月9号晚11点30,四个兄妹选择集体喝农药自杀,最大的13岁,最小的5岁。

  近一个多月,他们拒绝上学,几乎没有出门,躲在三楼的小隔间里。

  最后一天被发现时,他们从柜子角落、沙发背后的破洞里被找出来,像暴露了洞穴的鼹鼠。一个多小时后,他们选择了死亡和离开。

  母亲离家和别人生活、父亲外出打工,爷爷奶奶早逝,外婆外公也不管。无人监护,被遗弃的他们选择了遗弃这个世界。

  孩子们如何一步步将自己和社会隔离?最后一个月,那栋房子里每天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6月9号当天,四兄妹又如何决定离开这个世界?除了从外围拼凑碎片,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许永远无人知晓。

  疏离

  一所小楼孤零零矗立在马路旁,对面是山,背后也是山。路过的行人有时会听到里面跑动的声音,但只要驻足聆听,声音又隐藏起来了。

  从今年3月孩子父亲外出打工之后,这所房子面向马路的大门一直紧锁着。13岁的哥哥张启刚,和分别10岁、7岁、5岁的三个妹妹张启秀、张启玉、张启味“隐居”在家里。

  他们从不从正门出入——房子侧面有一条细长的石阶小路,可以通到后院,低于视线数米。后院连着玉米地、丘陵,远处是浓绿的山林。院子里的厨房许久没开过门,猪圈里两头猪已长到近200斤。

  房子的一楼建在低洼处,从马路上看到的一楼,实际上是这栋建筑的第二层。二层之上还有两个尖顶小阁楼和朝向后山的露台——孩子们将活动半径缩小到最小——顶楼的两个小隔间,一个睡觉、一个上厕所。

  透过三楼小房间的窗口,邻居张宗义偶尔会看到孩子们走动的身影。

  黑暗是他们的保护色。只有每晚8、9点钟,张宗义才能看到他们出来“放风”,在露台上溜达,或下到背街的小院子里玩——即使是玩,他们也很少发出很大的嬉闹声。

  离这栋建筑几百米外的小卖部曾是四兄妹每天上下学都要光顾的地方。5毛、1块的小吃,妹妹们挑完,哥哥付5块钱,找零还会分给她们。

  几个孩子几乎不说话,拿了东西就走。他们的衣服比一般孩子脏点破点,除此之外,看起来和其他孩子并无不同。直到出事,老板才意识到,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这几个兄妹了。

  3公里外的田坎乡中心校,曾是四个孩子走出家门的唯一社会场所。这是一所容纳幼儿园、小学、初中的综合校园。四兄妹分别就读于六年级、二年级、一年级和幼儿园。

  去年九月担任六年级班主任时,杨小琴就被五年级老师交代,班上有个“问题”学生,要重点关注。张启刚几年前就有翘课甚至离家出走的“前科”——最久的一次,失踪了十几天才被村人在附近的玉米秸秆里找到。

  让杨小琴意外的是,张启刚其实很乖。这一学期旷课总数不超过3天,其中两次还托同学和妹妹带假条、捎口信。其余时候,他每天准点到校,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

  除了沉默寡言,这个孩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叛逆少年”,至少他不惹事。当老师问到,独自带三个妹妹是否有困难时,他只会腼腆微笑,“没有”。

  他甚至也有想表现的时候,杨小琴说,张启刚坐的教室角落是劳动工具存放处,有时她组织大扫除,张启刚抢了工具就往外跑。她还提醒:小心滑倒。

  同学眼里,张启刚虽不合群,但和另一个性格内向的同学比较聊得来,“什么都和他说。”他曾随父母在海南生活过几年,还在当地读到四年级,三年前刚回到老家到这所学校入学时,“那时候一点也不怪”。

  邻居、姑姑、老师口中的张启刚都不爱说话,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但两三个同学知道他喜欢下象棋,也喜欢用手机玩游戏。出事前两天,他的手机屏摔坏了,他很不高兴,告诉同学爸爸会寄钱给他买新的。

  很少有人进过张启刚的家,但都知道他们的妈妈跟人跑了,也知道四兄妹独自生活,家里“很脏很臭”,吃的是“猪食”——兄妹四人平时将玉米磨碎煮食。后院的两头猪也喂给同样的玉米粒。

  闭塞的乡村是流言的沃土。沾亲带故的小小校园里也没有秘密。

  5月8日,张启刚没有去学校上学。之后的一个月,他带着三个妹妹集体辍学。

张家的猪圈
张家的猪圈

  诀别

  5月8日星期五,张启刚没有出现在学校。班主任杨小琴打电话委托邻居确认张启刚在家,并捎话让他周一去上学。

  周末过后,5月11日星期一,张启刚仍然没有出现,三个妹妹也没有上学。以为他们出事,三个小学班主任和两个学校领导集体出现在四兄妹楼下,但任凭怎么喊,里面都不出声。

  向邻居打听后,他们确定几个孩子在里面,劝说他们第二天要去上学,可是无人回应。有人建议硬打开门进去但因担心出事而作罢,老师们无奈离开。

  至今,老师也不知道,孩子们为何选择这一天开始集体不去学校。

  此后,除最小的妹妹张启味大部分时间去幼儿园,其余三个依然没有去学校。小味说:“哥哥姐姐在家里做事。”

  这一个月,住斜对面的张宗义看到一波波人来了又走,屋内均没有回应。但当人们散去的时候,他能听到屋里跑动的声音,晚上顶楼的窗口也会亮灯。

  6月8日晚上出事前一天,孩子们喊姨婆的潘铃从附近路过,听到路边的李子林里有响动,还以为是野猪。听到小女孩说话的声音“这里有很多”,才知道是兄妹几个在摘李子。但这个季节村里的李子还没有成熟,并不能吃。

  6月9号星期二,张启味在早晨9点正常到达幼儿园。幼儿园院长吴老师还看到她在户外活动时玩呼啦圈,很开心。

  当天中午吃饭时间,隔壁邻居张启付看到哥哥带着两个妹妹在顶楼玩水,一个女娃被浇哭了,就停了。

  当晚8点多,学校老师和教管中心领导潘峰等在数次吃闭门羹后再次来到兄妹楼下。这一次他们进入后院,从虚掩的后门进入屋里。9店多,接到电话的田坎乡政法委书记胡海风带着一名卫生员和一名村干部骑摩托赶到。

  邻居张宗义被喊去时,老师们正在找孩子。张启刚和三妹、四妹是从装玉米的柜子里被找出来的。二妹则躲在旧沙发背后的窟窿里,一行人花了足足半小时才找到她。

  “害怕”,张宗义这样形容他们被发现时的眼神。他们的衣服又脏又破,光着脚板。家里凌乱不堪,被子、脸盆、杂物乱扔。

  虽然二楼有床,但他们宁愿挤在顶楼打地铺,另一间当厕所,直接便溺在地上,屎尿味刺鼻。

  张宗义还看到,两个稍大的女孩脸上都红肿得很厉害,她们说是两姐妹打架打的。最小的妹妹还说:“书和书包被哥哥烧了。”

  “没关系,老师会帮你们买新的。”老师安慰。

  张宗义回忆,当时并没有注意焚烧的痕迹,也没有异样的气味,“这几个孩子平常就怪怪的。”

  作为现场级别最高的官员,胡海风当场交代,给几个孩子买几套衣服、鞋子、炊具和三袋大米,再带张启刚去理个发。

  临走时他对张启刚说:“爸爸妈妈不在家,你要照顾好三个妹妹,再过几年你们长大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明天带三个妹妹上学去吗?”张启刚回答:“要去的。”

  一行人离开后一个半小时左右,在隔壁盖房子工地看木头的邻居张启付听到一声闷响。

四兄妹的家凌乱不堪
四兄妹的家凌乱不堪

  鸿沟

  循着微弱的哭声和呻吟,张启付来到兄妹楼下。

  打着手电筒一照,张启付看到,哥哥张启刚躺在地上,身上没有血迹。小妹妹趴在楼上窗口微弱地喊了一声“哥”就溜了下去。

  11点半左右,乡邻们报警后进屋看到,姐妹三人躺得横七竖八,地上有几大滩呕吐物、四个放在一起的碗和一个打翻的农药瓶。还有一张夹在病例卡中的银行卡,后来知道,里面还有3000多块钱。

  这不是张启刚第一次试图“离开”,只不过,这一次他还带走了三个妹妹。他们的父母感情不和,长期吵架,甚至有时拳脚相向。四兄妹在暴力环境中长大,张启刚更多次遭父亲打骂,甚至有一次被撕裂右耳,而母亲和他也缺少交流。

  二爷爷张仕贵回忆,被打得狠了,张启刚就跑,还喊过要喝敌敌畏、跳河。

  2012年8月,10岁的张启刚就有过一次长达十几天的离家出走。十几个村民在不远处一个玉米秸秆堆里找到了他。

  那一次,母亲任希芬脱掉了他所有衣服,罚他裸体在天台暴晒两个小时。

  2014年9月份开学前,张启刚再次消失。爸爸张方其到学校要给他办“退学”。班主杨小琴说义务教育不能说退就退。张方其只是笑着重复:“退学”。

  几天后,被找到的张启刚被送到学校。据村民说,那一次张启刚跑到附近的村里跳河自杀,被人送了回来。

  有轻生倾向的张启刚没有得到心理疏导,却在父母缺席时成了照顾妹妹的“家长”。在暴力下长大的他,有时会成为“暴君”。小妹张启味因为还不太懂事,开始喜欢出去耍,后来告诉小伙伴不敢去了,“哥哥打得很疼”。

  出事后,检查发现,5岁的张启味屁股两边各有四道刀伤。

  2013年,任希芬和张方其关系完全破裂,离家和同村另一个男人生活并生了孩子。2014年3月,她最后一次回家拿衣服时被张方其打破头住院,再没回来。

  2014年,张方其丢下四个孩子,外出打工,每月往家里打七八百块钱。

  春节短暂团聚后,2015年3月初,张方其再次赴广东打工。出事前一个月,张方其突然失联,张方友的电话也不接。与此同时,孩子们集体辍学。

  出事几天前,张方友还跟孩子们通过电话,一如往常地嘱咐张启刚好好照顾妹妹,二妹张启秀主动乖巧地说,会帮妹妹们洗衣服。

  那是她和孩子们最后一次通话。

  这些孩子们从不喊着要找爸爸妈妈。张方友能觉察到他们自卑,“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不串门,也不吃别人家的饭。

  在茨竹村,经常看见老人背着小的、带着大的、赶着牲畜在蜿蜒的山路边慢慢走着。

  种植玉米收入过低,生活环境闭塞单调,曾担任村干部的二爷爷张仕贵说,村里95%以上的青壮年都会外出赴广东、深圳、江浙等地打工。

  翻过上百公里的崎岖山路,走到现代化的世界后,年轻人即便回到老家,也难以融入封闭的山村生活,多数会选择再次外出。

  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拖累——带孩子不方便打工,孩子在城市也无法正常上学——大批留守儿童产生。

  长期分离,感情疏离、家庭破碎、“妈妈跑了”的不独张启刚一家。

  鸿沟,像难以翻越的大山,横亘在大城市和小山村、打工父母和留守儿童以及逐渐失去纽带的农村亲族之间。

  留守

  又是毕节,又是留守儿童。田坎乡四兄妹的自杀让人们再次想起3年前5个流浪儿童闷死在垃圾箱中的惨剧,其中4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媒体回访几个孩子的老家发现,三年后,去世孩子的家长醉酒、改嫁、病死。旧伤尚未愈合,悲剧再次发生。

  只不过,流浪儿童死于饥寒,而田坎兄妹则死于精神无助,后者面临的问题或许更为隐形,却更普遍。

  2012年,五位流浪儿童闷死事件发生后,毕节市政府马上下令,立即对全市范围内的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建立档案,并决定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每年拿出6000万经费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

  田坎乡教管主任潘峰介绍,田坎中心校500多名学生中有158个留守儿童,学校都为他们建立了档案,并安排了“结对帮扶”教师。

  张启刚就是杨小琴班上14个留守儿童之一,因完全没有监护人成为重点关心对象。

  学校中午也为学生提供营养餐,规定每天必须三菜一汤,并要公示菜谱,班主任必须陪孩子一起吃饭。但最后一个月,张启刚带妹妹辍学在家,宁愿顿顿吃酸菜汤、玉米饭,也不愿意去学校。

  温饱已不是最大问题。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成为更难以突破的难题。

  张小琴说曾多次尝试在打饭空隙询问张启刚生活有没有困难,带几个妹妹有没有问题,得到的答案永远是“没有”。

  对于张启刚兄妹这种完全没有监护人的留守儿童,田坎乡政法委书记胡海风说,乡、村干部所能做的,也只是多关心,并没有追究父母责任、由政府接管孩子等具体对策。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张启刚留下的遗书并没有怨憎,似乎更是解脱。

  张启刚的爸爸张方其也曾是孤儿。十几岁时就父母双亡,从小沉默寡言的他不怎么和村人搭话。

  2001年和任希芬结婚时,两人都才18岁。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重新回到茨竹村时,多带回了3个孩子,家庭却濒临崩溃。几个孩子在海南的生活状况如何,无从得知。

  事发后尚未露面的父亲张方其在姐姐张方友眼里是个老实、可怜的人,对孩子很好,按时给钱,是任希芬的出轨“把这家人害了”。而母亲任希芬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害怕被打不敢回去。

  那所房子里也许也曾有过欢笑。

  或许,孩子们是在捉迷藏时发现了沙发背后的破洞,会争着玩爸爸绑在房间里的简易秋千,也许曾在露台上偷偷眺望路人,跟一天天长大的小猪崽说话……

  爸爸在家时,房子的大门也曾打开过。四兄妹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背篓和爸爸一起上山劳动,掰玉米、打猪草。

  如今,这座房子已经空无一人。

  在一幅网友绘制的漫画里,四兄妹携手飞上天堂。那里,或许有他们最想要的温柔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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